書畫作偽現象在歷史上由來已久，其中書法作偽早在晉朝就已出現。南齊王倍度曾提及普穆帝令張翼察寫王襲之《右軍自書表》，王鞭之“當時不辨，久方覺云：“小子幾欲亂真””。名畫作偽至遲出現于初唐。受武則天寵幸的張易之、張品宗兄弟即以偽作巧取皇家所藏名畫，他們“奏召天下畫工，修內庫書畫”，使工人各施所長，精意慕寫，并如舊裝裱起來，將質品還與內府，真跡則據為己有。其后，五代后梁收藏家兼畫家劉彥齊，也用張氏兄弟之法擴大個人收藏。

宋元以來，隨著公私收藏的興盛，法書名畫售價劇增。北宋米帶也常做一些借畫自幕、留真還腰的事，人稱“米老狡猴”。他還提到，當時多有以蔡臨本加添偽款或以舊裱配蔡本冒充真跡的情況。據米帶《書史）中記載：“王洗每到余都下，邀過其弟，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。因柜中翻索書畫，見余所臨王子敬《鵝群帖》，染古色麻紙，滿目皺紋，錦囊玉軸，裝剪他書上，跋連于其后。又以臨虞帖裝染，使公器發。余適見大笑，王就手奪去。諒其他尚多，未出示。

”可見當時的收藏家也有參與造假的行徑。至于繪畫，北宋時以供名畫家作品充當大名家畫作也是多不勝數，“故諺云‘牛即戴嵩，馬即韓粹，鶴即杜茍，象即章得’也”。（米帶《畫史》）明代書畫的作偽之風尤甚，因市場對古今書畫需求量日增，而古代書畫歷經水火刀兵所存日減，當代名家書畫供不應求，所以作偽現象亦日新月異，其地區分布之廣，作偽者之多，遠遠超過前代。吳門派宗師沈周，名動朝野，求畫者甚多，因而其服作也不計其數，真偽難辨，“片維朝出，午已見副本。有不出十日到處有之，凡十余本者”。以致購得沈周畫者往往去請其弟子文微明鑒定。但是文微明也難免上當。

據載，文微明曾以八百文錢購得一幅沈周山水畫掛于家中，顧次和前來拜訪見到此畫，間文微明能否制愛出讓，文未允。顧氏從文家出來后走至專諸卷，遇一人售畫，所持之作竟與適才文家之畫無異。于是顧氏僅以七百錢購得此畫，漢向賣高入打聽，才知文微明那幅沈畫也出自此人之手。文做明本人的代筆或份件完多也然毫不進于沈周。姿紹書《無聲詩史》中就記載了這么一則趣事來日，政有一人客宿蘇州，深童子給文微明弟子朱陰這禮金，家他傷造文被明保畫，哪知童子誤入文家，將文微明誤認作朱朗，并向文說明來意。文微明笑納禮金后說：“我畫真衡山（文微明號），聊當假子朗，可乎？”一時傳為笑柄。

明末清初以來，收藏之風大盛，除了文人仕宦之外，商人也加入了書畫收藏的行列。與此同時，商業發達的蘇州、揚州等地，作偽已形成一種職業，出現了專仿古代名家的“蘇州片”、“欽家款”，作偽者在尋見舊材料、雇傭高手分別蔡制畫幅與款印以及反復做舊上挖空心思，以致有的著名鑒藏家也被他們所騙。清代至民國初年，偽造書畫之風已至登峰造極的地步，作偽的職業性更加突出，流布范圍更廣，較為典型的地區性造假有“揚州皮匠刀”“湖南造”、“后門造“等。

進入二十世紀后，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增進，來華求購名跡者踴躍，不僅個體作偽者層出不窮，一些地域性的作偽小集團也更加有恃無恐。上海譚敬造假小集團即是其中最為昭著者，所作故宮舊藏宋元名跡，真假莫辨，至今仍為歐美博物館收藏。而張大千、齊白石等人的腰作大量充斥市場，白石老人為此自刻印章“吾畫遍行天下偽作居多”蓋在真跡上，以別于偽作。因此，在公私收藏和市場流通中真偽混雜而作偽手段又日新月異的情況下，如何識真辨偽就成為廣大收藏家亟待解決因之不斷鉆研的問題。